【环球时报记者 张妮】“首钢滑雪大跳台是冬奥赛场的建筑典范,堪比工业迪士尼乐园”。德国《明镜》周刊日前刊文称。作为全球首个在城市工业遗址设立的永久奥运场馆,被称为“雪飞天”的首钢滑雪大跳台赢得了广泛赞誉。而在张家口赛区,当看到国家跳台滑雪中心“雪如意”对面的长城时,美国运动员安娜·霍夫曼惊叹:太酷了!无论是优美流畅的“飞天飘带”,还是依山而卧的巨型“如意”,都在北京冬奥赛场演绎着中国式浪漫。“建筑通过空间,体育通过运动,把人联系在一起”,上述两座场馆的总设计、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、冬奥火炬手张利对《环球时报》记者说,“北京冬奥会场馆在设计之初就把传递中国文化列为主要课题,希望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智慧以大家都认同的方式传播出去”。
从绝望一下子变成喜悦
环球时报:您设计的两座冬奥场馆,如意、飞天的创意是如何诞生的?
张利:在一次讨论会上,我们团队把中国文化中的S型曲线列了100多个,包括祥云、圈椅扶手等,很多人都提到了如意。大家普遍认为,如意是熟悉中国文化的人都能认同的形象,就这样确定下来。首钢滑雪大跳台承载的项目单板大跳台,英文名是Big Air,意思是空中腾越,也可以把它意译成中文的飞天。而中国古代艺术在表现人体时,很少聚焦在肌肉、骨骼的解剖结构上,而是通过衣物特别是运动中衣物的痕迹来表达人体。所以,飞天的飘带和这个运动的特点非常符合,大家很快就确定了。
环球时报:将文化创意变成奥运场馆的过程中,最大的挑战是什么?
张利:“雪如意”如果按照自然比例连接成一个平滑的造型,顶部需要建一个直径约80米、面积约4000平方米、自重约3900吨的钢结构圆盘平台,也就是“如意柄首”,以前的场馆从未出现过。我就向国际雪联主管跳台滑雪的外国官员咨询这样设计行不行。结果,电话那边没有回应,我想可能完了。如果这个设计和竞赛有矛盾,创意就不能成立。大概过了20秒,那位官员在电话里说:我觉得没什么不行,这样的建筑空间是第一次尝试,可能还会对跳台滑雪的赛后利用提供一些参考。就这样,我从绝望一下子变成了喜悦。
在工程实施过程中,“雪如意”顶部的悬挑越高越好看,但越高顶部平台的重量就越重,越容易往下坠。我们就采取了在平台中间挖同心圆的办法,减轻重量,但很难解决稳定性的问题。后来北京冬奥组委两位建筑师出身的官员建议,可以试试不同心圆。一旦内部开孔往前移,重心就自然靠后,变得稳固,整体重量也降低了,问题得到了解决。
把“雪如意”转个朝向,就能看到长城了
环球时报: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融入现代建筑的意义何在?在您看来,东西方文化有什么本质区别?
张利:东西方的文化基因完全不一样。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有一个理念,就是当我们进入一个新环境,并不认为我们要征服环境,也不认为我们要被环境消灭,而是试图与环境形成一个新的整体。但西方始终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:要么把环境看成客体,自己是新进入的主体;要么把环境当主体,把自己看成一个扰动者。所以,一些西方环境保护主义者认为,世界上最好没有人,地球就被拯救了。如果讲现代化,就是人定胜天,要把自然环境改成人文化。中国一直坚持统一和谐,寻找共生的新系统。从这个层面理解,我们在设计奥运场馆时,就要知道自己能力的边界在什么地方,怎样去做整体环境里的一个元素,而不去把所有东西都改变、征服。但在全球化进程中,不同文化之间越来越互相学习,而且出现了跨时代学习趋势,就是向不同文化的传统智慧学习。
环球时报:您的设计团队一共有多少人?在与国外人员合作的过程中是否发生过理念上的碰撞?
张利:这么大的建筑作品不可能是一个人完成的,我们整个团队有中外设计人员上百人。仅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参与的人数就超过200人,如果算上所有的设计人员就数不过来了,比如还有专门做灯具安装、山体勘测等工作的人员。中外理念的碰撞主要源自大家来自不同的专业背景和国家环境,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。比如首钢滑雪大跳台不仅要防风,还需要很高的防护网。国际雪联的一名外国官员曾提出,要把防护网也做成永久的。那会导致飘带的某一段宽十几米,是很笨重的形态,我们觉得肯定不行。当时我们就跟他产生了一定争论。我们认为,作为一个永久性建筑,并不只涉及两个星期比赛的问题,赛后大家还会每天看到它。所有首钢工人都告诉我,冷却塔旁需要一个轻盈的建筑,它是天际线的延伸。后来经过争论,那名外国官员接受了我们的建议。
“雪如意”的设计方案也经过了调整。最初,国际雪联的外国专家根据地形图计算出赛道在什么朝向土方量最小。这种计算是一个简单的最佳值。但后来我和国际雪联的一名官员到现场考察后发现,如果将赛道的朝向往北转20度,对面的整个山谷都会进入视角中,就能看到长城了,不仅运动员出发时会有好心情,赛后利用也会有很好的景观。我们俩就分头跟这位专家联系。他很快就同意了,他说,转一下方向虽然土方量大一点,但值得。
兼顾“超人”和“常人”任务
环球时报:北京冬奥场馆如何兼顾赛事及赛后利用?
张利:我们从场馆的设计之初就开始为赛后利用做准备,希望场馆既能举办冬奥会比赛,也能长期服务于民众生活。比如,首钢滑雪大跳台可以在48小时内完成向空中技巧场地的转换,这样的变换技术是全球首例。能做到这点得益于我们的公共治理体系。在西方,投资建设场馆和未来长期运营场馆的不是一拨人,他们的利益不一致。而在中国,建设和运营的责任主体至少是在一个大的团队系统里,可以实现将赛时的“超人”任务和赛后的“常人”任务结合在一起。另外,在建筑的后期利用方面,我还有一种专业上的好奇心。如果条件允许,我们希望请志愿者帮助收集更多观众对建筑的体验。虽然俗话说“萝卜青菜各有所爱”,但人们对空间的审美还是有很多共性的。如果这种共性能被发掘和定义出来,我们就可以设计出更好的建筑为大家服务。
环球时报:中国的顶级建筑师跟国际顶级建筑师相比,有差距吗?
张利:可以把“顶级”俩字去了,就探讨建筑师吧。我觉得基于不同国情、不同技术条件等,中外建筑师解决同一问题的方法是不一样的,但价值取向基本一致。现在国际上不再追求那种奇怪的建筑,基本都是追求可持续、低碳足迹等要素。而讲到最新实例,很多时候世界还会把眼光往中国转一转,因为我们承载的新的解决方案更多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场馆主要是外国建筑师设计的,而今天,北京冬奥会场馆出现了越来越多中国建筑师的身影。很多国外建筑师都非常羡慕我们。因为他们的很多理念只能限于讨论层面,而中国建筑师有机会真正把它呈现给世人,我们这代人要感谢时代给予的机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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